劉堃

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粱》于1986年刊登在《人民文學》的第三期，隨即在國內引起轟動并獲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隨后莫言與陳建宇和朱偉先生三人共同改編了《紅高粱》的電影劇本，而后與張藝謀合作將其搬上了電影舞臺。1988年春，電影《紅高粱》在第38屆柏林電影節上獲金熊獎，這是我國當代電影首次獲得國際大獎，從此該影片引起海外觀眾的廣泛關注。同年，該影片進入《國際電影指南》的世界十大佳片行列，并位列第二位，這也是我國電影首次在國際A類電影節上榮獲的最高贊譽。次年，該影片獲第十六屆布魯塞爾國際電影節廣播電臺聽眾評委會最佳影片獎。該影片在有限的時間里完整地濃縮和演繹了小說的精華，以直觀的形象、聲音去打動觀眾，其“閱讀”方式和觀感效果顯然要比小說更直接、迅速、強烈。本文以《紅高粱》由文學改編后的電影為研究對象，探究其有哪些因素打動了西方觀眾？《紅高粱》的海外傳播與接受又帶給我們哪些啟示？

一、《紅高粱》海外傳播的原因分析

電影《紅高粱》在海外廣泛傳播并接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對此國內外的一些學者也做了一些相關研究。2012年，北京師范大學的張清華教授曾對德國的學者和民眾做過關于“最喜歡的中國作家”的調查。通過相關數據整理得出“莫言和余華”是德國民眾認為最受歡迎的作家。因為余華的作品中有著與西方最為接近的文學經驗，而莫言的作品中蘊含著濃厚的民族文化。張清華教授通過相關的調查研究，認為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在海外傳播并獲得廣泛認可，是遵循如下兩個途徑“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種族和地域限制的‘人類性共同價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與本土經驗的多少”。[1]由上述張清華教授歸納得來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兩個途徑中，可以得出我國當代電影在海外傳播一方面要具備世界電影所共通的文化，這是容易讓西方觀眾感受、接受并喚起共鳴的部分；另一方面影片中要有鮮明的、濃厚的地域文化，這是激起西方觀眾觀影的興奮劑。《紅高粱》這部影片在海外的熱播也緣于這兩個方面的突出表現。首先，影片雖然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但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中宏大戰爭場面的渲染，而是對歷史戰爭中激蕩著野性的人性、人情予以特別關注，為敢愛敢恨的“我爺爺、我奶奶”等人的人性美搭建了天然的舞臺，這是與海外觀眾所共通的情感召喚。其次，影片的創作方式有著深厚的地域和民間淵源，這也是該影片在西方社會得以受到持續關注并逐漸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這也引起另一方面的思考，影片如何有效地在字幕翻譯中體現其濃厚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被海外觀眾所接受和欣賞。這就涉及到影片海外傳播的第三個重要因素，即字幕翻譯。

中國當代電影要走向世界，不可避免地要解決好“銀幕文本”翻譯，即字幕翻譯的問題。電影《紅高粱》在海外傳播也得益于“翻譯”和“影視”這兩座文化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梁。影片中充滿了民族傳統文化和濃郁地域特色的積淀，這增加了影片字幕翻譯的難度。影片的譯者葛浩文先生不但精通漢語、深刻理解中國民族文化內涵，而且能熟練地運用英語并了解西方文化，并且積累了大量的文學創作經驗。葛浩文先生的三重身份“作家、翻譯家、學者”使他成為該部影片最合適的字幕翻譯人。

《紅高粱》在海外傳播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張藝謀電影在海外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張藝謀作為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導演之一，可以說是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間接做出巨大貢獻的第一人，他不但能準確地從浩瀚的文學作品中選取作為影視母體的優秀文學作品，而且能在對其改編成影視作品的過程中融入自身的美學讀解。他先后改編的多部影片在獲得了國際電影大獎的同時帶動或擴大了海外讀者的閱讀興趣，并有效地促進海外市場對國內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莫言對張藝謀導演對該影片在海外傳播做出的貢獻也是贊可的，認為張藝謀導演對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發揮了先頭部隊的作用。[2]

由此可見，電影《紅高粱》和其文學譯本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是一個相得益彰的過程，電影的成功是以優秀的文學腳本為基礎，而電影的有效改編和巨大影響會迅速地帶動起一系列相關文化產業，為本土文學成功進駐海外提供重要幫助。

二、《紅高粱》在海外傳播與接受的啟示

（一）挖掘小說到電影共通及獨異的文學經驗

所謂共通的經驗，不僅僅是指文學表現手法的相似性，而是基于共同人性、普世價值的理解與認同。文學中的許多母題也是這種共通經驗的表現形式之一，比如世界各民族文學中都有關于“愛情”“善良”“同情”“正義”“苦難”等內容的描寫。而獨異的經驗則和民族個性、地方風情、語言文化傳統等密切相關，是文學元素中明顯可以和其他民族國家相區分的那些標志，是給人帶來新鮮和陌生感的內容，同時也往往是最容易遭受誤解和錯位的內容。如果以這樣的一種理解來看文學電影的改編，那么中國當代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就是一種非常獨異的經驗，其中有一些不容易被世界兼容的文化的海外接受，都存在著形態各異的“延異”誤讀。“延異”是德里達自創的重要術語，于1968年1月27日法國哲學學會的一次演講中首次提出。德里達用“延異”概念形象闡述了語言的模糊性、未定性，徹底瓦解了文本的明晰性；同時，它也提醒我們應該對語言、文化、環境的多樣性及其差異引起高度關注。①通過考察電影在海外接受的“延異”，來反觀這種海外接受對中國電影“延展出來的特異影響”。

相對于文學共通的經驗，比如對于人性的觀察、愛情的理解、家庭的悲歡等因素，那些獨異的文學經驗或形式的傳播和接受則更需關注。《紅高粱》是地域性很強的作品，影片通過對熱烈紅郁、內涵豐富而辨識度極高的紅高粱的渲染，呈現出中國式生命觀的藝術標志與象征，并將帶有一定神秘色彩且富有深厚民俗文化的中國遼北高密東北鄉展示給觀眾。同時，就影片本身而言，民俗文化的描繪，又使影片中故事情節的發展更加真實，如一些頗具民俗特色的婚禮情節、祭酒儀式配上“酒神曲”，還有“剝皮”“日食”等民俗、遼北高密民間藝術三絕之一的剪紙藝術等。對于影片中民俗文化這一“獨異”的文學經驗造成的各種誤讀和“延異”，我們應在誤讀和“延異”中創造性地“找回”所有的流失并加倍獲益。由此可見，獨異帶來的并不僅僅是困難和丟失，也是機會和創新。

（二）彰顯譯者主體性

影視字幕翻譯活動最直觀的是這樣一個過程：文學家創作的作品由譯者進行翻譯，譯者譯出的字幕又由觀眾來觀賞。該過程中出現了三類主體：原作者、譯者和觀眾。因此也出現了三對主體和客體的二元存在：作者一文本、譯者一文本、觀眾一譯本。從作家到譯者再到譯本觀眾，譯事的發起和最終的完成都是由主體的人來掌控的。作者是創作主體，觀眾是審美主體，而譯者則既是審美主體又是一定意義上的創作主體。作為客體的對象則是文本：原本和譯本。在創作主體和審美主體中，作為翻譯活動的焦點主體，則是對原文進行審美閱讀和理解并將這種審美體驗經過創造傳遞給譯語觀眾的譯者。影片譯者通過對原影片的欣賞和理解，將欣賞過程中獲得的審美體驗通過字幕輸送給海外觀眾，譯者是原文藝術的再現者。對影片字幕翻譯而言，譯者對翻譯、原作、譯本功能、讀者等的認識不同和譯者個人的審美取向、學識修養等的不同又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譯者的翻譯，譯者因此受到來自語內、語外，自身的、外在的等各方面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互相作用、互相融合、動態地影響著譯者功能的發揮。

通過對電影《紅高粱》字幕的研究，可以看到譯者的文化身份使得字幕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文字間的簡單轉換，更是兩個文化層面的交流，這使得蘊藏在譯者文化身份中的三個要素都字幕翻譯產生影響，即意識形態、詩學及贊助人，這同時也使得譯者的主體性得到了極大的彰顯。影片的譯者葛浩文先生雖從小生活在美國，英語作為他的母語，但他對漢語也是非常的精通，是少有的能夠熟練對等英漢兩種語言的翻譯家，同時他對深厚的中國民族文化有著獨有的認知觀念和視野。因此，葛浩文先生不可避免地以此作為標準對影片的字幕翻譯進行權衡，不但力爭影視字幕用詞上的精準，也要注重譯文能否滿足譯入語觀眾的期待。影片《紅高粱》是以我國三四十年代抗日戰爭為背景而展開的，但影片沒有著重對英雄人物和氣勢恢宏的戰爭場面進行渲染，而是刻畫了歷史戰爭中珍惜自由、反抗壓抑的生命激情，其情節奇幻，修辭多樣，語言狂歡，充滿了豐富而又獨特的民俗氣息并混合著自由的激情和原始野性與生命力，這都超出海外觀眾的觀賞經驗。因此，這要求譯者對詞語的把握要精準，使用刪改、省略、增譯等翻譯手段使譯文結構緊湊，情節連貫，從而呈現出形象生動的字幕語言，使海外觀眾在欣賞影片的同時能夠體會和理解異域文化，使富有文學價值和審美意義的文學作品進人海外市場，從而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結語

電影《紅高粱》以一種更直觀、更有效的方式展現了其文學作品的內涵和精華，是中國當代優秀文學作品與電影合作的經典之例。影片與小說共通的及獨異的文學經驗和對譯者主體性的彰顯的成功海外傳播經驗，對進一步推動我國當代電影對外傳播體系的革新與進步，研究高效和完善的本土文化對外接受模式，幫助我們開拓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的新局面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張清華.關于文學性與中國經驗的問題—從德國漢學教授顧彬的講話說開去[J].文藝爭鳴，2007（10）：95-98.

[2]莫言，李銳.“法蘭西騎士”歸來[EB/OL].（2015-07-05）[2016-06-20]http：/www.cul.sohu.com/20061111/n2463287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