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旭
《我不是潘金蓮》架構在一部架空時代的文學作品之上，原著文學作品是我國著名作家、社會正義的良知者劉震云先生的大作。劉震云慣于以其作品直接與人民、與時代、與國家進行對話，作為一位有良知的現實主義作家，劉震云以其作品步步驚心地觸碰著政治敏感性，并一步步試圖以迂回的方式觸碰政治底線，最終一層層地剝下了某些基層官員視民眾為草芥的不作為的畫皮。原著的步步驚心更為影視化帶來了極高的難度，同時，也是一部被整個文化界寄寓最高期待的影視藝術作品，影片中的弱勢女主角20年只為糾正一件事，一件事又變成了三件事，同時，又演變成千千萬萬件事，而最后，這些事又都歸結為直擊社會正義這一件事。
一、 微觀弱勢本體訴求的步步驚心
（一）微觀弱勢本體訴求的宏觀延展性
《我不是潘金蓮》一片，以步步驚心的京劇《三岔口》中的一默如雷的黑暗中的無言打斗片段開篇，既活靈活現地又不無機敏地點明了整部影視作品的主旨，同時，激越的京劇節奏，也將觀眾移情式地帶入到了由主創者所設定的影視藝術節奏中來。影視藝術家最難能可貴的素質就是敏感性，同樣，一部影視藝術作品之所以能夠流芳千古，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作品內容的高度敏感性，而《我不是潘金蓮》恰恰就是這樣一部高度敏感性的影視藝術作品。影片中的女主角李雪蓮雖是一個平凡的女性，卻有著不平凡的人生。這種不平凡的人生就起源于一件利己主義的錯誤事件。影片由這條非常簡單的線索漸次展開了一段可謂包羅萬象，甚至幾乎能夠容納整個現實社會本質的具體而微的影像之旅。從這種意義上來看，這部影片的本體，已經不再是李雪蓮這一個體，而是整個現實社會。
（二）微觀弱勢本體訴求的宏觀衍射性
誠然，許多人將這部影視作品當作現代社會仕途護身符雖然有些言重，但這部影視作品中所頻頻觸及的許多政治痛點的確極為敏感。一件利己主義的錯誤事件，在李雪蓮的前夫及一系列基層官員的錯誤行為面前，竟然演變得撲朔迷離，以至于最后連事件的性質都發生了改變，李雪蓮也由最初的最簡單的訴求變成了具衍射性的廣泛訴求。所有的觀眾都會覺得李雪蓮是小白菜，但在其前夫口中她是潘金蓮，而李雪蓮自己則覺得自己比竇娥還冤。這部影視作品至此已經打造出了一種由一條簡簡單單的線索生發出無數條社會正義線索的意象化基底。這種多線索衍射的復雜性，使得李雪蓮在那些基層官員的眼中已經成為“小白菜、潘金蓮、竇娥”的三位一體，這些基層官員深知這三個婦女單拎出哪一個都很難對付，而當這三個難纏的女人糾結交織為一體的時候，在這些官員的眼中就變成了三頭六臂的令其望而生畏的李雪蓮了。
（三）微觀弱勢本體訴求的宏觀連鎖性
面對李雪蓮的欲哭無淚的苦苦哀求，基層官員的嘴臉驚人一致。王公道（縣法院審判長）、董憲法（縣法院專委）、荀正義（法院院長）、史為民（縣長）、刁成信（副市長）、蔡富邦（市長）等人所采取的均為不作為的基層官場的慣性行為。正是這種錯誤的不作為的慣性行為，才使得小事變大，最終成為一件驚天大事件。而這一干人等的齊齊栽跟頭也恰恰印證了那句話“許多人栽跟頭沒栽在大字上皆栽到小字上了”，這其實的確是一件縣法院視域下即刻就能辦結的小事，然而恰恰是這樣一件小事卻由于各級官員的齊刷刷的不作為，將這樣一件小事一級級地托舉到中央，最后又在中央的英明決策下，將這一級級官員齊刷刷地撂倒，這一眾地方官員恰恰是因為忽視了最基本的、最基層的社會正義，才獲得了由最高層的社會正義倒逼的悲慘的結局，可是這樣的社會正義該是多么的步步驚心，又是多么的迂回？！
二、 群體無意識想象的步步驚心
（一）基層無良官員群體丑惡對深層社會正義的極端消解
《我不是潘金蓮》一片反映了最基層民眾，求得最簡單甚至是最基本的社會正義的無比艱難性，小到本片中的小小的真假離婚案件，大到各地普遍且頻繁出現的拆遷案件，莫不如是，基層官員的群體無意識下的不作為，至使其中的許多案件演變成驚天大案要案。《我不是潘金蓮》一片的導演馮小剛，曾自言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并且自言其唯一的信仰就是電影。然而，從這部影視藝術作品來看，馮小剛其實恰恰是一個最具信仰的人，因為他的信仰就是人民，而他的信仰核心，就是直擊社會正義的那一顆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少之又少的良知與良心。在與影壇睽違三載之久后，馮小剛終于以其社會正義所托舉著的良知良心，重新拾回其執筒初心，并以其意大膽創新為世界觀眾帶來了一部堪稱劃時代的電影革命的實踐作品，這部影視作品在京劇的激越的鑼鼓點的催攢之下揭開幃幕，以步步驚心的演繹一步步地揭示了基層官員的一幅幅丑惡嘴臉。[1]
（二）深層社會正義的可遇而不可求
一個女人的一件由個人利己主義錯誤所釀就的小案，卻成了蝴蝶效應式的拔動整個社會大心弦的關鍵一環，同時拔動并挑戰的還有社會正義的心理底線之弦?！段也皇桥私鹕彙芬黄芍袊鶎庸賳T權力運作的荒誕性，而道出了中國式基層官員等既得利益優勢群體的群體不作為與民眾群體的無意識性。在二者的博弈過程中，民眾的群體無意識顯然是極端弱勢群體，影片充分表現了弱勢群體不斷累積的仇恨意識，以及這種不斷累積的仇恨意識的無法渲泄性。影片的最后，李雪蓮在扳倒一干基層官員之后，仍然毅然決然地選擇自殺，恰恰將這種仇恨意識的無法渲泄性表達得既淋漓盡致又令人發指。[2]值得贊揚的是馮小剛作為一位藝術家對于影視藝術突破性探索的孜孜以求，更值得贊揚的是其作為一位社會正義的良知者的十足的勇氣，從這種意義而言，馮小剛已經成為后現代影壇令人最值得敬佩的導演，沒有之一。
（三）深層社會正義想象式終結
影片中的基層官員代表王公道有言，“小白菜、潘金蓮、竇娥”，這三個婦女，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此言既表現了基層官員對民眾的漠不關心，又表現了基層官員對民眾“小事”煩擾的毫無耐心。《我不是潘金蓮》這部影視藝術作品，以由實入虛的影視表現技法將李雪蓮的現實主義訴求，在被層層基層官員無情擊碎后，加以想象式的被動消解，這種技法充分表達了基層官員游戲民眾的荒誕不經的變態心理；同時，再由虛入實地將這種想象式的被動消解藝術化地還原到社會現實當中。由影視藝術的陌生化想象轉換為社會現實的真實聯想，令所有觀眾都覺這樣的基層官員的丑惡面孔似曾相識，都覺得李雪蓮所遭遇到的類似事情身邊曾經有所發生。如果說，馮小剛的《老炮兒》僅僅只是向基層威權吹響了集結號，那么，這部《我不是潘金蓮》則已經亮出了集體沖鋒的陣仗。
三、 群像象征影射的步步驚心
（一）深層社會正義的幽默式絕望
李雪蓮作為一名基層民眾個體，在影視藝術的光影魔法導演下，以步步驚心的步伐擊碎了基層官場僅余的社會正義假象，使得基層官員露出了丑惡的群像。當演藝界成為輿論焦點與輿論中心，社會正義在一段較長時間內已是無人問津，更少有人議論政治，恰在此時，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恰似春日里的一聲炸雷，以步步驚心的高調態勢，以文藝娛樂形式再次將政治與社會正義一齊強行拉回到觀眾的視野之中。再次令社會正義與政治成為輿論焦點與輿論中心，這其實已經遠遠超越了藝術的范疇，這本身已經是一種遠比藝術創作更令觀眾乃至于整個社會震撼的步步驚心了。[3]馮小剛導演的《我不是潘金蓮》這部影片，其實是在以一種令人步步驚心的半幽默方式演繹了一種對于深層社會正義的步步驚心式的絕望。
（二）基層無良官員丑惡群像的象征性嘲諷
《我不是潘金蓮》這部影片在主題曲“開封有個包青天”的旋律聲中奏響，女聲演唱的“老娘，報案……”“……這真相有多爛……”的RAP聲與“開封有個包青天”的旋律極不和諧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針對社會現實的辛辣嘲諷與對深層社會正義的赤裸裸的渴望。馮小剛的這部執導作品所演繹的“序言”部分，頗有耐心地以影射的技法塑造了一干基層無良官員們的丑惡群像，當觀眾出乎地看到李雪蓮扳倒了這一干無良官員，相信也會猛然間驚訝地意識到，原來影視藝術作品中的純文本，也能演繹出這種“殺氣如風，血色正紅”的社會正義力量。這部影視藝術作品，以其宏大的篇章，京劇鑼鼓點的催趲，步步驚心的不斷觸及底線的方式，向觀眾展現了深層社會正義的恢弘意象，這種深層社會正義的恢弘意象既飽含了基層民眾的無盡渴望，也滿含了基層民眾的淡淡然的絕望。
（三）深層社會正義步步驚心的迂回挖掘
李雪蓮步步驚心的勝利也具有非常強烈的諷刺意味，其原因竟是省長為自己的仕途考量所作出的“明智”決斷，正義原來與李雪蓮無關。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與影片中的大結局有所不同的是，原著作者竟將上述一系列過程稱之為序言，而正文，只有兩個字——“玩呢”！正文“玩呢”以偷換概念的“科學實驗”手法，一舉推翻了前面的所有“序言”，并將這些“序言”變得了一種后現代式的寓言！因為，經過“科學實驗”，李雪蓮的勝訴在現實實踐過程中根本沒有可能！這也就等于否定了前面的所有步步驚心，而這才是真正的步步驚心！原來荒誕早已經與現實進行了重重交織，原來結局早已經被否定，原來觀眾所看到的竟是不是結局的結局，這真是驚天大逆轉！更具諷刺意味的則是，一個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的女人在一系列上訴的過程之中，一次又一次地逼不得已地將自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潘金蓮！而她最終所獲得的卻僅僅只是一個夢幻般的泡影！這是多么迂回的社會正義！在步步驚心下，好不容易由本體而想象，再由想像而象征地慢慢迂回剛剛似乎接近了社會正義，而現在，卻突然之間，一下子轉瞬又被打回到虛無的想象之中。[4]
結語
客觀而言，《我不是潘金蓮》并不是一部大片，但卻足以成為一部無須國外造勢即能引爆國內熱映熱議的巨片，該片闡述了由一個女人本體的小錯誤而引發的無數個大錯誤，并由此最終堆疊而成一種社會正義危如累卵的危情危象，由此可見，這顯然是一部見微知著的充滿與其說是隱喻不如說是明喻的影視藝術杰作。這部影片以喜劇式生活演繹了鬧劇式社會，同時，更以深層社會正義主線與荒誕政治表現直接觸碰了政治底線。這部影視藝術杰作由本體而想象，由想象而象征，最后竟又能由象征打回想象，以一種超乎想象的復雜性現實邏輯解構了一種更具復雜性的社會邏輯，同時，更由此揭示了丑惡的基層威權的政治邏輯。《我不是潘金蓮》這部電影，不是一部恐怖片，卻有著遠遠超越任何恐怖片的足以令整個社會震恐的恐怖式結局，而這種震恐其實已經演變為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極端恐懼，這種恐懼竟源于由一個女人所撬動著的深層社會正義！
參考文獻：
[1]汪樹東.民間精神與荒誕的權力運作機制——論劉震云《我不是潘金蓮》的敘事倫理[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8）：74-78，133.
[2]郝朝帥.“由虛入實”的“說話”——從《一句頂一萬句》到《我不是潘金蓮》[J].人文雜志，2014（7）：60-65.
[3]王穎.論劉震云小說的仇恨意識：惡魔表征與仇恨歸因——從《一句頂一萬句》到《我不是潘金蓮》[J].文藝爭鳴，2015（5）：182-187.
[4]白明利.真做假時假亦真，無為有處有還無——小說《我不是潘金蓮》的精神現象學分析[J].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9）：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