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4月12日，西安市殯儀館骨灰公墓，去世三年后，著名導演吳天明終于“入土為安”了——女兒吳延，親自將父親的骨灰安放在了他摯愛的黃土地上。
“我愛電影，這輩子我只干了這一件事。”吳導的墓志銘，是他生前所說過的一句話。
在葬禮現場，播放著《百鳥朝鳳》的主題曲，一只鮮花扎成的“百鳥朝鳳”花籃、一把放在墓前的嗩吶、一個刻滿了膠片圖案的墓碑，加上前來參加葬禮的山西左權縣老井村（《老井》中村子的原型）的村民代表，所有這一切，都在記錄著這位偉大的導演不凡的一生。
吳天明愛電影，愛得簡單，愛得純粹。他的熱愛，成就了他自己，成就了第五代導演，成就了中國電影。
在“資本第一”的今天，這種熱愛，更顯其珍貴。
吳導離開三年了，人們還在懷念他。
吳天明和他的中國電影
4月8號，就在吳天明導演葬禮的四天前，一場別開生面的點映活動在青島成功舉行。
此次點映的電影，正是吳天明導演的《首席執行官》——時隔15年，這部以張瑞敏和海爾為原型的工業題材電影，首次以數字版的形式登上大銀幕。
張瑞敏親自到了現場并做了發言，用他的方式緬懷了這位“最懂他的導演”。
作為中國電影界的泰斗，吳天明曾收到過許多公司的邀約，來為他們拍攝電影，其中不少人更是砸下重金，但最終都被吳導給拒絕了。
然而，在知道了海爾的故事后，他卻主動提出要拍海爾，拍中國企業家的拼搏故事。
打定主意后，吳天明用了兩年時間，參觀了十幾個海爾工廠，查閱了大量資料，修改了十版劇本，最終創作出了這部被評價為“充滿真激情”的電影。
拍好中國電影，講好中國的故事，是貫穿于吳天明作品里的一條線。
“頭上蒙著白羊布手巾，拿著皮鞭放羊，穿著羊皮襖，并不比拿破侖低級，要挖掘老百姓喜怒哀樂。”他剛接任西影廠廠長時，就為西影廠定下了這樣的改革方向，決心要拍中國的西部片。
從最開始的《人生》、《老井》，到后來的《首席執行官》，再到他的遺作《百鳥朝鳳》，吳天明的每一部作品都和中國的人、事、精神“有著切膚情感”。
本次活動，是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主辦的“吳天明和他的中國電影”回顧展的一站，4月20號，回顧展將正式拉開，以城市為坐標，回溯吳天明的畢生的七部杰作。
而這個時間點，距離方勵為了《百鳥朝鳳》向院線下跪求排片，已有近一年的時間了。
“伯樂算什么？電影才最重要”
有人說，中國電影的輝煌，始于1983年。
那一年，不到44歲的吳天明，從老廠長手里接過了西影廠，成為了當時全中國最年輕的電影廠廠長——有人說，他接手了一個燙手的山芋。
1983年，西影廠影片拷貝發行量居全國倒數第一，全國上座率最高的10部影片沒有一部出自西影，整個廠子管理混亂，士氣低下。
為此，他在正式接任后開展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年輕化干部隊伍、提拔年輕的創作人、開辦培訓班、將西影廠改制為企業并和中影集團分賬，和中影集團簽訂票房分成協議，自負盈虧……
如今看來，所有這些都不過是電影產業中再自然不過的商業模式了，然而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吳天明的做法在當時甚至被人說是“離經叛道”。
但面對各方阻撓，他絲毫沒有退讓，尤其在啟用有才華的年輕人這件事上，他從沒有猶豫過。1984年，陳凱歌被外借到廣西廠拍攝《黃土地》，張藝謀擔任攝影師，在陜西看景時遇到一些問題，二人覺得走投無路，便去投奔了吳天明。吳天明二話沒說，給了他們2000塊，還為他們安排了吃住和用車，解決了拍攝中所遇到的一大堆問題。
此后，他更是力排眾議，破格提拔攝影師張藝謀為導演，投資他拍電影《九九青殺口》。
可當張藝謀來到取景地高密時才發現，這里并沒有電影里所需要的高粱地，高密已經幾十年沒有種過高粱了。
就在張藝謀一籌莫展的時候，又是吳天明湊了四萬塊錢直接塞給他，讓他先去種高粱。
而或許就連吳天明他自己也沒想到，這百十畝地里，種出的不光是高粱，還有中國電影的未來——這部電影之后改名為《紅高粱》，它的成功，開啟了中國電影的新時代。
1987年，陳凱歌的《孩子王》也誕生于西影廠，為了把這部影片推向國際市場，吳天明拿著還沒通過發行的影片跑到中國電影展，趁著國外電影人用餐的機會，寫個紙板通告該電影的放映時間，一個個的推薦《孩子王》。
同一時期，黃建新的《黑炮事件》，田壯壯的《盜馬賊》也都在西影廠拍攝完成，所有這些，都離不開吳天明無條件的支持。
當時有很多無戲可拍的老導演找到吳天明，向他下跪想要個機會，吳天明反過來也向人家下跪：“我希望你起來，咱換位思考一下，你站在我位子上考慮，我得為廠里頭這幾千人負責，我還得為觀眾負責，你這么多年都沒有拍戲了，還是把機會讓給年輕人吧。”
編劇蘆葦回憶起那段歲月時說：“大家都在談吳天明扶植第五代，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就是無私，只有唯電影為上的人，才會這樣對所有年輕的創作者。”
這批年輕的創作者們都管他叫“頭兒”，外界則更喜歡稱他是“第五代的教父”，是伯樂。但吳天明不喜歡“伯樂”這個說法。
吳導生前在接受《影視圈》雜志專訪時，卻曾表示：“伯樂算什么？電影才最重要！”
盡管正是由于他的提攜，才有了第五代的輝煌，有了中國電影的輝煌，可他依舊堅持說：“年輕人最好不要靠伯樂，共產黨（以前）就是伯樂制度，這個制度不可靠。年輕人還是要靠自己努力，伯樂意識，害人的。”
“現在的電影，怎么都這樣拍？”
在吳天明的領導下，僅用了兩年時間，西影廠便從“倒數第一”成為了“正數第一”，一時間風光無限。然而到了1989年，隨著吳天明離開西影廠遠赴美國講學，“第五代聚義”的熱潮迅速褪去，西影廠的輝煌也就此終結。
